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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軍占領中國南京，使用集體槍殺、活埋、刀劈、火燒等慘絕人寰的手段，進行了長達40多天的血腥屠殺。30多萬中國平民和被俘軍人被殺害。這場大屠殺的受害者不僅是南京人，還有放下武器的軍人，來自其他省份的難民，還包括被野蠻對待的外國人士。
　　這段血腥的歷史是現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是每個中國人都不該遺忘的恥辱。這場浩劫是中國人永遠的傷痛，也是全人類的恥辱。京華時報記者王梅發自南京
　　無辜平民一間房子里11人被殘殺
　　86歲的夏淑琴腰上、後背和肩上還有三處“刺刀一樣寬的”傷疤，這三條傷疤是刻在老人身上的南京大屠殺史。
　　1937年12月13日，中華門東內新路口5號房子前，約有30個日本士兵瘋狂砸門，房主哈國梁剛打開房門就被日本人開槍打死了。“父親看到哈先生死了，就跪在士兵們面前，懇求他們放過我們。”夏淑琴回憶，但父親隨即被槍殺，房主太太上前質問也被打死了。
　　“媽媽抱著1歲的妹妹被日本兵從桌子下拖了出來。”夏淑琴說，小妹被日本兵用刺刀扎死，母親和夏淑琴兩個才16歲和14歲的姐姐被日本兵姦殺。“外公和外婆試圖保護我們，也被日本兵開槍打死了。”
　　當時，夏淑琴和4歲的妹妹藏在床上的毯子下麵。日本兵用刺刀朝毯子亂扎，夏淑琴被扎中了三刀。“我被刺刀戳中後就昏了過去。”夏淑琴醒來看到，母親和兩個姐姐全被殺害；哈國梁的太太和兩個孩子血肉模糊地慘死在桌下。
　　那一天，夏淑琴姐妹失去了7個親人，成了孤兒。夏淑琴帶著妹妹在這間死了11個人的屋子獃了14天。白天她和妹妹躲在角落的桌子下。到了晚上，兩人才敢出來找吃的。靠著炒米和一點剩飯，每天吃一頓，兩個孩子活了下來。當兩人被老人堂（敬老院）的老人發現時，夏淑琴後背上的刀口已經化膿。
　　這一幕被美國牧師約翰·馬吉拍入紀錄片《南京暴行紀實》，被德國人約翰·拉貝寫入《拉貝日記》，被張純如寫進了暢銷西方的《南京大屠殺》中，也被覆原到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里。夏淑琴家的悲慘遭遇成為南京大屠殺期間受害者的一個典型縮影。
　　被屠殺的平民中不僅有南京人，還有從上海、無錫和其他地方來的難民。據美國女傳教士、金陵女子大學代理負責人魏特琳估計，每天經過南京的難民“以一千多人的速度遞增”。
　　“偽南京自治委員會1938年初曾疏散京滬線沿線難民，僅2月27日就遣送難民800餘名，2月28日又遣送300名，而日軍特務機關原定27日遣送1600名，28日遣送800名（出自《市救濟課關於遣送難民等事之報告》1938年2月28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學會副會長張生介紹，雖然到底有多少難民被屠殺難以計算，但從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當時外來難民很多，肯定有相當數量難民被日軍屠殺。由於目前僅在南京和江蘇尋找幸存者，所以尚未排查到當時難民身份的幸存者。建議擴大查找範圍，請各地政府部門配合查找南京大屠殺幸存者。
　　繳械士兵被有組織地搜捕並處決
　　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教授張生介紹，作為南京大屠殺主要受害群體之一——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其成員組成來自全國各地。“南京衛戍軍由第二軍團、第60軍、第71軍、第72軍、第74軍、第78軍、第83軍、教導總隊、憲兵部隊、江寧要塞部隊等組成，其成員來自全國各地。”
　　鈕先銘，南京大屠殺時期見證者，國軍教導總隊、工兵團營長兼團副，12月12日撤退未成，情急之下出家，目睹了日軍對戰俘的屠殺。他在《佛門避難記》一書中寫道：“由於突圍處置不當，衛戍軍大多數退往下關碼頭到燕子磯的十里江濱一帶，長江對面的浦口有較為寬闊的廣場和多處碼頭，守備南京的官兵如果獲有序的指揮和適當的交通工具，應能輓救數以萬計的生命。教導總隊工兵團裝備中本有24只大型橡皮舟。可是當我們趕到隱藏的倉庫時，已被別的部隊放火燒掉了，說是為了堅壁清野。僅有一隻漏網之魚。藉此，桂永清將軍總算得以渡過長江。”
　　據現藏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第二軍團京東戰役戰鬥詳報》中記載，“一隻小火輪在送唐生智等過江後，往返浦口和下關之間，因指揮失當，未能充分發揮作用，只運送了少量官兵。一些官兵自行設法，或抱木頭、木板，或抱房梁，或劃澡盆、馬桶，泅渡長江，淹斃者甚多，情形凄慘。”數萬放下武器的官兵被日海陸軍追擊部隊包圍、俘虜，加以殺害。
　　《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記者斯提爾是在1937年12月15日離開南京，他估計“已有5000到20000軍人被屠殺。”斯提爾的報道中稱，他最後看到的是沿岸附近城牆前，日本人處決了約300名中國人。“那裡已經堆起沒膝高的屍體，從下關出城時，記者的汽車不得不從堆積了5英尺（約合1.5米。——編者註）厚的屍骸上通過。”斯提爾的報道被《紐約時報》的杜丁證實：“大部分已經繳械、準備投降的中國軍人被有組織地搜捕並處決。有2萬名中國軍人被處決是極有可能的。”
　　1938年1月3日，美國醫生羅伯特·威爾遜記錄了一個17歲中國男孩的證言：1937年12月14日，約10000名年紀在15歲到30歲之間的中國男人被帶到輪渡碼頭附近的江堤殺害，其中3人死裡逃生。這10000人中，大約6000人是士兵，其餘是平民。
　　外國人士因保護難民被日軍刺傷
　　1937年戰雲襲來之前，作為中華民國首都，經過十年的建設，南京已經成為一座人口逾百萬的都市。眾多西方人士來到南京，從事外交官、商人、工程師、醫生、牧師、記者等職業，其中很多是全家長期生活在南京。
　　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發了中日間的大規模戰鬥，兩天后，日本飛機開始轟炸南京。西方各國的僑民也開始從南京撤離。
　　面對混亂的戰爭和抉擇，最終一些西方人士留在了中國當局已經撤走而日軍正在逼近的南京。他們目睹了日軍占領南京的整個過程。在南京淪陷之前，這些西方人士組成了救助難民的民間機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和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他們在南京市區建立安全區，搭建難民營。
　　兩個救助組織包括22名西方人士，其中包括德國人、美國人、白俄羅斯人和奧地利人。在南京郊區也有兩名西方人士駐留，即德國人卡爾·京特和丹麥人辛德貝格。他們受命在日軍到達前夕趕來，負責看護棲霞山附近的江南水泥廠，以免其為日軍占領。南京淪陷後，水泥廠成了京郊的難民營。他們曾與城內的西方人士取得過聯繫。
　　這兩位一直在南京近郊的西方人加上前述的22名住在城內的西方人士構成了南京淪陷前後在南京的西方長期住戶。
　　在大屠殺期間，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除安置難民外，還進行了食品救濟和醫療衛生方面的保障。這些人士密切合作、互相幫助，在儘力保護中國難民免遭屠殺的同時，也遭受了日本侵略軍的傷害。不少安全區的外籍機構領導人面臨被殺的危險，更多的則是遭到了日本兵的毆打和刺傷。
　　“1937年12月16日，日軍在難民營里搜尋中國士兵，打算將一名被誤認為士兵的中國平民帶走。住房委員會（安全區委員會一職責部門。——編者註）副主任美國人查爾斯·里格斯一再對日軍進行解釋，結果被日軍軍官3次用刺刀威脅，並遭到毆打。12月25日，林查理解救一名中國婦女時，再次遭到日本官兵的毆打（出自《拉貝日記》）。”
　　“在一名日本兵企圖爬上躺著3個女孩的床時，美國醫生羅伯特·威爾遜將這名日本兵踢出醫院，日本兵拔出槍對準了他（出自《拉貝日記》）。”
　　“1937年12月22日，克裡斯蒂安·克勒格爾和一名叫哈茨的奧地利人在試圖救一個被酒醉的日本士兵刺傷喉嚨的中國人時遭到襲擊，克勒格爾被綁起來毒打了一頓（出自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
　　屠殺陰霾外籍幸存者後抑鬱自殺
　　雖然在南京大屠殺中，24名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無一人被害，但目睹大屠殺慘狀後，他們產生的隱性傷害是難以名狀的。很多人患上了PTSD（創傷後應激反應障礙）。
　　1938年春，美國傳教士、南京國際安全區副主任喬治·菲奇回國宣講南京大屠殺事實。“演講中途，我的心一片空白。我想不起來自己在哪裡，接下來要說什麼。”喬治·菲奇說，他甚至記不起回家的路，“南京的可怕記憶也許同我這神經性疲勞有些關係。”
　　作為當時金陵女子大學的代理負責人，在南京大屠殺期間，魏特琳多次在日軍強姦現場解救中國婦女，日日夜夜在中國婦女的哀告和求助中度過，多次目睹受害者慘不忍睹的屍體。但她仍為不能解決所有中國人的痛苦而產生極大的無助感和反覆地自責，患上了抑鬱症。從魏特琳的日記可以看出，她的PTSD癥狀日益嚴重。1938年下半年後，皎潔的月光總能引起魏特琳的悲傷。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在美國自殺。
　　“還有研究者因大屠殺的影響結束了生命，比如張純如。”張生說，在張純如寫作過程中接觸到的南京大屠殺的血腥歷史顯然是其自殺的重要誘因。
　　寫在最後
　　自1996年起，每年12月13日上午10時，南京都會拉響防空警報，向幾十年前慘遭日軍屠殺的30萬遇難者誌哀，18年來從未中斷。
　　每年這一天，當凄厲的警報聲在整座城市上空呼嘯，無論是工作者還是學生，行人還是駕車者都會停駐下來，低頭默哀追思遇難者。這一刻，已經成為南京這座城市最為悲情和莊嚴的儀式，警醒民眾勿忘國恥。
　　77年前，繁華的南京城淪為廢墟和焦土，屍體成堆，血流成河。77年後，經過南京後代的多年努力，南京高樓聳立，車水馬龍。從歷史演變成記憶，傷痛刻在了這座城市的每一塊磚石里，如同遇難者的眼淚和鮮血，滲入了每一寸土壤。　　（原標題：南京大屠殺全人類的恥辱與傷痛）